地球上只有人类这个物种发展出自然保护的概念

科普人花蚀（帕索卡/图）

“能活着让社区赚钱的鸟儿，人不会让它死”

无论是北京的玉渊潭公园，还是上海的大宁公园，或是广州的流花湖公园，越来越多拿着专业摄影设备的人来到这里，等候着鸟儿的到来。2025年春天，演员李现到北京玉渊潭拍鸟的照片一度登上互联网热搜。在他的照片里，有鸬鹚捕鱼，苍鹭展翅。

在城市中生活，观鸟是人们为数不多的亲近野生动物的机会。鸟儿们何时来，最终到来的又会是哪几种鸟？这种未知性是都市观鸟的乐趣。

千里之外的云南西双版纳，在勐腊县勐仑镇的么等新寨里，观鸟成了可以预测的事。

科普作家花蚀是云南鸟塘的常客。最近的一次，他在云南住了半个月，先去了保山的百花岭，又去了盈江的犀鸟谷，一路看鸟塘。随着人们环境意识的提高，各地出现了越来越多生态游。打着“观鸟游”和“观鲸游”旗号的新机制真的有用吗？这吸引着从事生态保护报道工作12年的花蚀。花蚀是“80后”，大学读生命科学专业。2011年毕业后，他加入了果壳网。工作七年后，时任果壳网新媒体主编的花蚀辞职，成为一名科普作家和生态摄影师。对生态旅游的运行方式感到好奇的他，近几年特地去参加各类观兽、观鸟团，团友大多是爱好摄影的大爷。

鸟塘往往坐落于远离村寨的森林，周边草木丰茂。花蚀所在的鸟塘曾是一片没什么树的空地，因为附近一处泉眼的存在，原本就有不少鸟儿被水源吸引到这里栖息。花蚀藏在专门为观鸟者准备的铁棚后，身边是几位操作长焦相机的拍鸟人，他们等待鸟群的到来。

游客们等待的时候，鸟塘的主人飘海走近，发出一阵专门吸引鸟的哨声。一群胸腹银白、眼上有黑带的小鸟相继飞来。银胸丝冠鸟是这个鸟塘的明星鸟种。在飘海的一号鸟塘里，它们全天可见。飘海再走进林间，挂起专门吸引鸟的盛有面包虫的椰壳。鸟群惊飞到几米开外，又被吸引到椰壳旁。

铁棚后，来自观鸟者的一阵阵快门声响起。

鸟塘自诞生以来就伴随着争议，由于缺少行业规范，诱鸟抓鸟、掏窝贩卖偶有发生。用食物把鸟类吸引到固定地点供人观看和拍摄的方式，在许多观鸟人的眼中“不够高级”。2024年中国野生生物影像年赛在规则中指出，“不允许使用可能对野生生物行为、状态产生影响的任何诱饵。”通过诱拍实现的摄影，不属于野生动物摄影的范畴。花蚀还听说，有人甚至把蛇钉在木头上来吸引鸟。

塘主飘海正在布置鸟塘（帕索卡/图）

花蚀仍然会去鸟塘，有些鸟在那里才更容易看到。大学时，花蚀做过鸟类鸣声的方言研究。他举着定向麦克风，拿着播放鸟类鸣声的喇叭，四处找鸟。苦苦找过鸟的他明白，鸟儿常在特定的地点出没，而在广袤森林中寻找特定的鸟类与大海捞针无异。“它确实与最纯粹的野外看鸟的感觉不一样，但在最纯粹的野外，也要找鸟点。”

花蚀只看鸟，不去记忆鸟种和数量。对他而言，更重要的是观察本身。儿时，教室窗外的鸟比课堂更让他好奇。他看鸟儿在做什么，也听它们的鸣叫。到现在，花蚀也很难移开投到鸟儿身上的目光。他不仅爱观察鸟，也注视着鸟儿生活的广阔自然。花蚀思考着，什么样的行动才能让保护自然的理念更落地？

2019年，西双版纳植物园的师生组队来到勐仑镇的村寨，寻找双辫八色鸫。抵达村寨时，他们发现，本应有双辫八色鸫出没的地点，竟然放着二十多个捕鸟的钢丝扣，周围则是散落一地的羽毛。从那时起，版纳植物园开始帮助勐仑镇的村民建设鸟塘。

2022年，除了不能营业的雨季，在七个月内，鸟塘主人飘海收入了十万多元的门票钱。观鸟人花费的不只是门票。他们吃的盒饭、上下山的接送服务，飘海都交给其他人做。鸟塘的收益还惠及其他村民：村中有两个大家族，飘海建成一个鸟塘后，又帮助另一个家族也建起了鸟塘。他拿出门票收入的10%用于村寨建设。在版纳植物园的帮助下，不同的村子根据环境区分鸟塘。有些鸟塘以石灰岩为生境，有些则以密林为生境。截至2024年8月，么等新寨已经有了十个鸟塘，整个勐仑镇有十几个在建的鸟塘。

“能活着让社区赚钱的鸟儿，人不会让它死。”花蚀说。

鸟塘落成后，盗猎绝迹了。云南另一端的盈江犀鸟谷，花蚀已经去过三次。某个鸟塘里，有两个捕鸟人伪装成观鸟的游客，要买塘主的盒饭。趁塘主取饭的空当，两人撒网捕鸟，恰好被返回的塘主撞见。他们被摁住不放，警察到来才被松开。村民闻讯，震惊地前来围观：竟然有人敢抓鸟？

如今对鸟类的保护程度，在以往是难以想象的。对于如何与当地人打交道，花蚀摸索出了一套方法。跟人聊起过往的狩猎经历时，问“某种鸟有没有打过”，答案不一定真实。有人心怀戒备，有人夸大其词。这时换个问法，就能得到更准确的答案：“某种鸟，好吃吗？”有人会告诉他，哪些鸟好吃，而哪些鸟的味道让人难以恭维。不只是鸟，过去其他动物也逃不过成为食物的命运。

“在过去，很多生态一线社区的居民一直在打鸟、抓鸟，鸟儿没有得到有效的保护，哪怕是作为国家一、二级保护动物的鸟，其实也卖不了多少钱。这个现实不免让人觉得滑稽和心痛。”奚志农说。他是云南的野生动物摄影师，也是花蚀的师父。上世纪80年代，奚志农便开始接触野生动物摄影，在四十多年的野保工作中，他见过许多令人惋惜的现场。“但是如今，过去科学家们研究了一辈子都见不到的一些濒临灭绝的雉鸟，都成了常见的‘大菜鸟’。”奚志农曾经反对鸟塘，现在他对鸟塘“不支持，也不反对”。

在大自然中生活的不只有观鸟人想要看到的鸟，还有其他鸟类和动物。花蚀曾经看到，在盈江犀鸟谷里，大金背啄木鸟落在树上。高大的四数木已经死去，树干仍然矗立。它开始啄木，敲击声清脆，响彻山谷。那啄木声让花蚀难以忘记。犀鸟住的树洞，便是由它们开辟的。而在这块栖息地中，动物间的联系千丝万缕——不仅是鸟，兽也在鸟塘里繁衍生息。

花蚀把这些自然保护的故事记录下来，结集成书《我不能在鸟兽身旁只是悲伤》一书，在2025年3月出版。他希望能让更多人知晓这些野生动物保护的故事。与此同时，他持续在互联网更新着自己在野外的步伐，也纠正人们对动物的认知误区，比如红原鸡并非家鸡、昆虫不应该用有害有益来定义。在容易夸大、造成误解的社交媒体时代，花蚀有着充分的科普人自觉，在他看来，一线的动保故事有没有意思、能否吸引人，“很多时候是由故事的阐释决定的。”

在花蚀看来，只有当保护与利益绑定在一起时，自然保护才会成为可以长期持续的事情。比如观鸟产业，花蚀自认为是盈江观鸟产业的支持者，“鸟塘、诱拍都有一些害处，但再坏，坏得过打鸟吗？”

在荒野与人群之间摆渡

2020年，花蚀出版了《逛动物园是件正经事》。在那几年里，国内许多动物园正面临客流减少、经营困难的状况。在南京红山动物园“出圈”后，越来越多人开始关注动物园。花蚀这本书卖得不错。于是，他拿着稿费继续行走。接下来三年，花蚀跑过中国三分之二的省份、几十个点位，采访各地的生态保护者，用视频记录野生动物保护。仅仅机票，他一人就用掉了五十多张。

《我不能在鸟兽身旁只是悲伤》出版后，花蚀认为这本书“多少有憋着气为我喜欢的事业正名的意思”。在他看来，中国的自然保护正经历着两种质疑。“有人说，中国人只会破坏不会保护。还有人说，我们都这么穷了，为什么还要做动物保护，这到底有什么意义？”花蚀觉得，后一个问题特别需要回应。

在大大小小的为保护区投资的任务会中，花蚀目睹过无数次的争吵。保护区、政府、保护机构，为没有落地的资金一次次拉扯——宣传到位了，为什么承诺的钱还没有到位？穷，恰好是中国做生态保护的人经常呈现出来的状态。情形越是艰难，花蚀越是想要证明，动物保护这件事情“不光能保护自然，还能让保护区和一线社区过得更好”。

一年中，花蚀有三分之一到一半的时间深入荒野，把那里的故事收入囊中。“在中国，有两种荒野。一种有生活在其中的人类，而另一种位于无人区。”花蚀介绍道，在普通人眼中，无人区往往伴随着危险和荒芜。然而，对动物保护的人来说，无人区还有另一副脸庞：自然以辽阔宏伟的方式呈现，生灵自由生长。每当前往野外，花蚀也会察觉到自己的状态有所变化，“在野外，我觉得是很舒适的。”

2023年10月，花蚀随“荒野新疆”等机构联合组成的考察队出发，前往中国四大无人区之一的新疆阿尔金山。抵达时，山中大雪。零下15度的夜晚，四下无人，白雪覆盖在沙漠上，对比鲜明。调查雪豹和豺，是他们此行的目的。在可能有动物出没的地方，他们架起红外相机。

祁漫塔格乡的乡政府大楼（帕索卡/图）

进山之前，花蚀就听到徐俊泉说，要入住的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依协克帕提中心站被熊占领了。徐俊泉是保护区管理局高原生态与自然保护研究室副主任，负责带队。

中心站位于祁漫塔格乡。这里占地65600平方公里，相当于四个北京市面积。原本，乡中有几十户牧民，设立保护区后，牧民全部迁出，仅留四人常驻：两人在乡政府，两人在中心站。乡政府和中心站是保护区两座仍在使用的建筑，它们之间相距800米。这次被占领的是存有两吨玉米的仓库，仓库里的玉米是冬天的补饲，用于帮助有蹄动物度过漫长而严寒的冬天。在食物匮乏的荒原上，玉米的诱惑难以抵挡。“我是熊，也会赖着不走。”花蚀在公众号里写道。

睡在中心站的晚上并不踏实。犬吠声绕着中心站转，一圈又一圈地响起。这一夜，花蚀无法安眠，等他早上醒来，守站的大叔精神抖擞地给他看监控：影像中，一头硕大的棕熊起身，正摇晃着中心站的铁围墙。西藏棕熊，也叫藏马熊，被视为青藏高原上最危险的物种，也是中国杀伤人类最多的熊。2014-2017年间，仅青海省就有14人受到了棕熊的攻击。

在棕熊出没的仓库门口，十几个人一起行动，装起了观察雪豹的红外触发式相机。车被停在窗口，挡住可能从窗户跳出的熊。花蚀一手拿着棍棒，一手拿手机记录。安装的过程安静而紧张。忽然，仓库内似乎传出了什么声响。大家转身就跑，把常识抛在脑后——遇到熊，要慢慢后撤。几步开外，仓库再次静谧下来。

花蚀不动了。“怕啥嘛，白天熊不出来。”守站大叔说。红外相机的数据显示，每天两只熊都会在晚上8点左右出门，在早上8点左右回到仓库，它们有着规律的作息。视频里，窗户是它们的出入口，它们踩着墙借力，巨大的身体消失在小小的窗口外。

离开两个月后，花蚀收到消息：两头棕熊又“攻入”了乡政府。或许是仓库里的粮食已经被洗劫一空，两头熊离开中心站，撞向对面乡政府的铁围栏。它们拍碎玻璃，进入厨房，大吃人类的食物。

之后，这些熊便不见了踪影。

花蚀把这个故事写在微博上，有读者评论，“让两个大叔开直播。”然而这并不现实，保护区人手不足；再说也没有人知道，明年春天两头棕熊是否还会在这里。动物的生存不是取悦人类的娱乐，“更重要的是不应该这么做。”

在阿尔金山的日常工作中，棕熊每天都会出现在花蚀的视野里。最多的一次，他一天遇到了八头。他想起路遇棕熊的一次经历：汽车引擎轰隆，受惊的棕熊开始狂奔，一直跑到另一座山头。突然棕熊停下脚步，回头望向他们。与棕熊对望的一瞬间，世界仿佛在闪烁，“不是有什么道理，或者有什么东西，那个瞬间，我觉得非常神奇。”

有时，那些充满灵性的故事来自一线的采访。花蚀发现，一线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往往不愿对陌生人倾吐太多相关的工作信息。2013年，花蚀第一次到野外一线采访，去了云南普洱无量山西黑冠长臂猿保护区。晚上，工作人员为他们接风，大家一起喝酒，谈笑风生。那晚，花蚀喝吐了。

第二天，花蚀发现：他成了保护区工作人员的自己人。工作人员对他很是照顾，所有的话匣子都被打开了：生活的经验，工作的抱怨，微薄的工资。从那之后，喝酒成为一种方法——每到保护区一线，他便邀请工作人员一起喝酒。酒喝进肚子，而故事留了下来，写在微博上，写在小红书上，被更多的人看到。

很多热心读者留言，野生动物保护很苦很累。“哪一行不苦、不累？”花蚀不愿意将这些丰富、复杂、积极的一线故事变成苦情叙事。“苦和累说多了，会产生刻板印象。”让花蚀更难忘的是，在苦累之后，在完成社区的动物保护工作之后，大家脸上的欣慰、兴奋和满足。

最初写《逛动物园是件正经事》时，花蚀跑了国内外无数大大小小的动物园。动物园里，他像在野外一样，用好奇的目光观察动物的状态和它们的生存环境。猴馆的树适不适合攀爬，老虎的眼神里有没有警惕和好奇，狮子有没有足够的环境丰容，这些都是花蚀会留心的地方。到现在，他仍在重访动物园的旅途中。世界变化太快，改变正在他走过的动物园中发生。

“在动物园看动物和在野外看动物有区别吗？”花蚀觉得，动物园建设与野生动物保护本质上没有特别大的区别。“动物园只是自然的窗户，我隔着窗户看自然看多了，得推着窗户爬出去，看看真正的自然。本质上我写的东西，目标都是想让大家更了解自然。”

荒野与普通人的距离似乎是遥远的，但花蚀却亲眼见过。“我们在荒野中、在自然里、在人们脸上看到的那些震撼、美好、欢乐、动容，是我们这些业内人士心照不宣而大家却难以看到的。我想把这些美好带给大家。”

当被问到，自然保护给生活带来了怎样的改变时，花蚀回答，“不存在改变，我的生活一直如此。”

双角犀鸟，它是犀鸟科体形较大的成员（帕索卡/图）

悲伤之外

在那些关于动物的故事里，野生大象总能引起人们的关注。2025年3月，一位博主在微博分享，云南的大象喜欢吃甘蔗，人们便给大象专门种了一片甘蔗地，减少大象进村的几率。村民可以收获大象没吃的作物，而大象吃了的作物由保险公司赔付。第二年，人们本想更换种植的作物，但因为担心大象失望，又继续种下甘蔗。

这篇讲述“大象食堂”的微博得到了6.7万个赞，又被转到其他社交平台。大象与人类和谐共处，这样的野生动物叙事也契合着都市人治愈心灵的需求。许多人纷纷表达“很可爱”“很温暖”，也有人指出，大象正是因为人类的扩张才失去了栖息地。

“人类想活得更好、大象想活得更好都是正当的，就需要想办法全都要。”花蚀表示。在他看来，无论如何，为大象开辟“食堂”代表了一种共识，“这种共识是能帮助解决问题的。”

在西双版纳的乡村，花蚀看到了当地建立的避象亭。避象亭是一种用粗钢管围起来的亭子，可以将大象拦在铁栅栏之外，让人进入亭内躲避。在这些大象可能出现的野外环境，受惊的野象可能会伤害人类。花蚀表示，如果当地人说某地晚上不能去，就一定要避开。因为这些地方夜里可能有野象经过。

自古，象群便在澜沧江两岸游荡。花蚀听说，在少数民族语言中，“澜沧”意为一百万只大象。在过去百年的时间尺度中，大象在中国逐渐退却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大象的数量越来越少。1988年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》诞生后，盗猎减少，野生动物的数量有所回升，一度在云南绝迹的亚洲象越来越多。1992年，当大象从西双版纳进入相邻的普洱市时，人们甚至有些不知所措。20世纪七八十年代，整个云南的大象只有约150头，而四十多年后的2023年，云南已经有接近400只大象。

野象会侵扰村民的生活。无论是公路，还是村庄，都有野象的足迹。花蚀听过一个发生在版纳的故事：一位力图致富的商人包下一座山头，种植本地的经济作物甜龙竹和菠萝。为了防止大象进山，他围绕山头挖了一圈两米深、两米宽的壕沟。但菠萝的香气还是难以抵挡——大象踏平了壕沟，在山头大快朵颐。

深夜，熊从仓库的窗口离开（帕索卡/图）

“并不是野象进入了人类的空间，而是人类侵占了野象的空间。”花蚀说。走过国内大多数自然保护区，他发现，保护区中常常有个人承包的土地、有集体所有的土地，却没有为野生动物留下的土地。在调研过无数生态点位后，花蚀注意到，在中国，仅有少数几个生态热点地区位于无人区，绝大多数保护区的核心地区都有人长住。这也意味着，有限的空间不独属于野生动物，它们要与人类共享。

而在人类聚居的城市，野生动物有另一套生存方式。

花蚀住在汉江边上。楼层很高，看不到遥远江边的水鸟。在家里，他早上起床去菜市场吃早饭，然后关在屋里写稿。不在荒野的日子里，花蚀会去湖边散散步，在公园转转。与荒野不同，城市有自己的自然。生态学中“城市生态系统”的概念让他明白，有些动物在城市中容易生活，在野外反而不容易见到。

自然与城市的交织带给他不一样的风景。例如，红耳鹎是许多南方城市的常见鸟类，农村也有分布，但野外的森林中却罕见。“有些动物就是特别擅长利用人类附近的资源。”而“一丘之貉”里的貉，近年也悄悄地进入了城市。游戏《动物森友会》中的角色狸克，正是貉。

与动物相处也是花蚀的日常生活。2020年5月，花蚀开始在武汉动物园做“奶爸”。他的孩子，是被当作小熊、从市郊送到动物园的貉。花蚀给它取名“呵呵”。花蚀让它适应人的存在，因为动物园的动物每天都要见大量的游客，不怕人才能更容易接受游客的目光。目前，呵呵在武汉动物园定居。

花蚀养大的呵呵，再也不能被放归自然了。离开了父母的野生动物幼崽，很难再野化和放归。被人类发现时，呵呵的父母可能就在它周围，只是恐惧人类、不敢上前。

同一时间，上海的貉正在泛滥。因为新冠疫情，人类活动减少，貉的数量呈指数级上升。2020年上半年，上海有70个小区有貉；而到了2022年，250个小区有貉。复旦大学的学者王放曾尝试在其出没的地方涂抹老虎的粪便，让它们避开，但以失败告终：貉在涂抹粪便的地方打滚，沾染上老虎的气息，便大摇大摆地走开。捕杀、绝育、投放避孕药……无数方法被提出又被否决。最后的解决方案是，接受与貉共存。在武汉汉口的小区，花蚀也处理过有关貉的警情。小区居民告诉他，大家没有觉得受到了貉的威胁，只是有点怕。这让他感到安心：城市空间有限，但人与动物能够共存。

生活在上海小区里的貉身形肥硕（帕索卡/图）

“相濡以沫，不如相忘于江湖。”在花蚀看来，人与动物共享一片天地，但不需要干涉对方的生活。不投喂，不伤害，是人与自然相处的最佳状态。

普通人远离荒野，也可以享受自然。花蚀在《我不能在鸟兽身旁只是悲伤》中记下了这样一个故事：颜军是武汉观鸟协会的会长，在多年观鸟中发现，长期观鸟的人在无新鸟种可加、去遍容易到达的观鸟地后，常常会失去热情。要想留住观鸟的热情，就需要转变观鸟的方式：目光收近，看向自己身边的飞羽。

于是，武汉观鸟协会号召会员认领自己附近的公园、小区、学校，并持续地观察鸟况。数据像是拼图，一块一块拼起来，便是武汉地区的全年鸟况——《武汉重点区域鸟类监测年报》。从2017年起，这份年报已经发布了7期。

这种民间自发的科研模式被称为“公民科学”。非职业的科学研究者、爱好者、志愿者都可以参与其中。在欧美，大范围的鸟类研究很多时候依靠公民科学实现。“对普通人而言，要想保护自然，请先享受自然。”保护行动的基础便是身在自然中。

“在地球约46亿年的历史中，只有我们这一个物种，发展出了‘自然保护’这个概念。”《我不能在鸟兽身旁只是悲伤》的封面上，河流曲折，大象、虎、豹和棕熊等动物与人类并肩前行。“自人类举起火、敲出石斧起，我们似乎就不再与野生的鸟兽同行过。直到我们发明了自然保护，同行才成为可能。”花蚀说。在鸟兽身边，不能只是悲伤。行动，是悲伤之外的答案。

云南乡村的避象亭，可供行人躲避大象（帕索卡/图）

南方人物周刊实习记者 田璐铭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欧阳诗蕾

责编 周建平